改變美方非理性預期

連平 原創 | 2018-12-05 13:29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美國 穩定預期 

  穩定預期是一種常見的經濟現象,包括經濟增長預期、就業預期、市場預期、匯率預期等等。由于穩定預期十分重要,以至于前不久國家高層重要會議也提出了“穩預期”的政策要求。通常,穩定預期是指穩定國際國內市場經濟主體的預期。然而,在中美貿易摩擦的演繹過程中,預期在決策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事實可以證明,美國政要們對中國經濟的非理性預期,是中美貿易摩擦中美國采取強硬政策和開出高昂要價的重要推動力。

  一、美國政要們對中國經濟存在非理性預期

  由于種種原因,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雖然總體平穩但逐季放緩,由去年四季度的6.8%降至今年三季度的6.5%;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明顯回落,尤其是基建投資增速由去年的約20%降為10月的3.7%;股市大幅走低,由年初高點的3587點降至目前的約2600點,降幅約27%;人民幣匯率自4月以來持續快速貶值,最高時貶值幅度達11%。對于這一系列變化,美國政要們十分的感興趣,多人多次在各種不同場合津津樂道地談論這些來自中國的不好消息,并毫無例外地對中國經濟未來走勢作出了悲觀的判斷。

  經過兩年來史無前例地“大浪淘沙”,美國白宮剩下來的政要們的政策理念十分相近,有兩點看法較為明顯。一是對華貿易戰不會對美國經濟帶來損失,因為美國對華凈出口為負值,美國可以在基本沒有損失的情況下贏得貿易戰。二是美國明顯存在對華的制度優勢,目前正處在基督教式的資本主義戰勝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關鍵時期,貿易戰可以讓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發生崩潰。正是由于政要們這方面的理念十分相近,沒有或很少有中性或反面的觀點,缺乏理性的思考和認識,白宮內所形成的一邊倒的、不契合實際的判斷往往容易被強化。

  近年來,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美之間的經濟差距在持續明顯縮小,美國的精英和普通民眾普遍存在著不甘落后和十分焦慮的心態,不愿看到美國從世界的巔峰狀態無可奈何花落去。美國的民粹主義不從自身制度、政策和稟賦上尋找原因,而是一味怪罪和指責發展中的中國,以典型的“零和思維”認為美國失去的就是中國所獲得的。美國政要們多次說“中國占了美國的便宜”。在這種認識基礎上,美國政要們有關“中國經濟走向衰落”的意愿就會油然而生。事實上,人們對未來趨勢的判斷或多或少會不同程度地受到意愿的影響。美國民粹主義的心態和有關中國經濟發展的意愿是影響美國政要有關中國經濟預期的重要因素。

  目前中國經濟周期性、外生性的一系列變化,與美國錯誤的政策理念和非理性的心態和意愿交織在一起,必然會加強美國政要們對中國經濟的悲觀預期,對中美貿易問題的解決增加變數和阻力。甚至會在談判過程中帶來不利于中國的壓力。

  今年四月以來,中美貿易摩擦已經演繹了大半年。美國政要們從初期階段的毫無顧忌地惡語相加、揮舞加增關稅的制裁大棒,到背信棄義地取消達成的協議。但在中期選舉之前,將2000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征關稅分成二階段實行,不久后又要求展開新一輪談判,這表明美國政府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如果按照前述的政策理念和意愿,既然美國在貿易摩擦中不會損失什么,而貿易摩擦可以有效地打擊中國經濟,那為何不讓2000億美元和2650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征關稅甚至加倍加征高額關稅一竿子落地呢?那樣做豈不是可以更快地達到美國民粹主義的意愿嗎?難道美國政府是在為中國考慮而手下留情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二、美國中期選舉是道重要的分水嶺

  作為美國政壇的重要事件,中期選舉可以說是本屆美國政府執政的重要分水嶺。中期選舉塵埃落定之后,特朗普執政的全盛時期已經過去。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失去了眾院多數,這對于特朗普這樣一位飽受爭議、樹敵甚多和弊案纏身的總統來說,其危害性之大是毋庸置疑的。往后眾院不僅不會像過去那樣給與方便,而且一定會給特朗普帶來很大掣肘。三季度以來,美國經濟出現了一系列不利表現。財政赤字持續創出新高,10月財政赤字突破100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的630億美元大幅增長;貿易摩擦以來,美國的貿易逆差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持續擴大,10月份的商品貿易逆差高達772億美元,也創出歷史新高;減稅后直接投資不僅沒有改善反而陡然大幅減少,2018年二季度美國外來直接投資比去年同期匪夷所思地負增長100%以上;股市短期內持續多次暴跌,道瓊斯指數從9月底的26900點最低下跌到24100點左右。尤其是首次申請失業金人數開始釋放不樂觀的信號。據美國勞工部公布的數據,11月24日當周,美國首次申請失業金人數為23.4萬人,高于市場預期的22萬人。這一數據較前一周增加了1萬人,不僅是連續第三周上行,也創下了六個月以來的新高。這一系列數據說明美國經濟已經改變了上半年強勁增長的勢頭。事實上,美國經濟自危機以來的擴張周期已接近歷史上最長時期。這些變化很可能是美聯儲近期一改加息強硬姿態的主要原因。

  在美國政要看來,征收關稅相當于直接對中國出口商征稅,同時還可以增加美國的就業崗位。這種觀點在當下美國就業充分、國內生產沒有明顯可取代中國進口空間的條件下,其實是沒有道理的。這意味加征關稅不僅可能不見得十分有效地打擊中國的經濟活動和就業,而且可能會推高國內通脹和利率水平,將征稅的部分成本落在美國消費者和進口商的頭上。其實美國政府對中國實施二輪加征關稅中可以看到這方面政策顧忌的蛛絲馬跡。首輪600億美元中國出口商品加征25%至5%不等的關稅實施落地順利,因為其中基本上是資本品和中間產品,對消費品價格基本沒有直接影響。第二輪美方公布的2000億美元清單中消費品約達22%,這可能是美國政府在中期選舉之前,將這2000億商品加征關稅分成10%和25%的兩個階段來征收的主要原因。因為美國加征關稅的舉措已經導致美國市場上中國生產的消費品甚至其他國家生產的同類產品出現了漲價。在中期選舉之前對來自中國的2000億美元商品全面加征25%關稅,必將對共和黨的選情產生不利影響。

  據美國媒體報道,2018年1月美國對中國產的洗衣機加征10%的關稅后,美國市場上中國產洗衣機價格約漲了20%。又據德國媒體報道,下半年以來,美國國內一些食品和電子產品價格有所上升。有研究以2015年數據為基礎,測算出目前加征的關稅每年會給美國家庭平均帶來約112美元的損失。由于美國玩具市場85%的產品來自中國,怕征稅會對該類產品價格帶來推動,迄今為止玩具不在美國政府對中國產品加征關稅的范圍之內,這似乎是美國政府的一點良苦用心吧。美國一些大的零售商如沃爾瑪等向美國政府明確指出,對華加征關稅將導致美國國內物價上漲。

  在經濟增長狀態較好,就業比較充分、長期推行零利率和量化寬松政策的條件下,加征關稅帶來的局部漲價是否會成為通脹卷土重來的導火索,是美國政府不得不考慮的隱性風險。事實上,今年以來美國的核心CPI在波動中逐步走高。從歷史經驗來看,對外國產品加征高額關稅導致本國通脹水平上升的案例不勝枚舉,這也是市場經濟基本規律的重要表現。如果出現這樣的結果,顯然不利于特朗普2020年競選連任。因此,作為一種猜測,美國本身并不打算實施中國輸美2000億美元商品再加征25%關稅,似乎也不是沒有依據的。剛結束的G20峰會上,中美如期達成了中止貿易摩擦、開始新一輪談判的共識,也確認了2019年初暫時不再加征關稅。由此看來,由于剩下的從中國進口商品中近40%為消費品,所謂全面加征高額關稅很可能只是高高舉起但并不想真正落地的大棒,美國政府真正想要的是更為豐盛的利益對價。

  美國中期選舉以來的這一系列變化,似乎已經表明,盡管中國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較大,但美國在貿易問題上并非沒有軟肋,貿易摩擦的進一步推進,對美方而言也是不可承受之重,并非是像美國某政要說的“有輸有贏”,似乎美國是贏家,中國才是輸家。美國慣用的手法是揮舞大棒、高聲嚷叫、氣勢洶洶,同時悄悄地把軟肋藏起來。對此,我們應看清許多虛假表象背后的實質,有理有節來加以應對。應該看到,中期選舉之后,特朗普政府政治上會受到更多掣肘,對國際政治問題可能會更為強硬。為2020年能成功競選連任,特朗普會大打經濟牌,在全球范圍內爭取更多的經濟利益,來為其競選連任添磚加瓦。

  隨著時間的推移,越接近2020年,美國政府就越想更多的獲取經濟成果,而大打貿易戰的可能性會持續走低。可見,時間在中國一邊。G20峰會上中美之間談判取得共識并不表明這一問題一勞永逸地解決了,相反仍存在變數。尤其是美方在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非關稅壁壘、網絡入侵和盜竊、服務和農業方面還有很高的訴求,未來這些方面的分歧和摩擦可能長期存在。在這樣的背景下,改變美國政要們對中國經濟運行的非理性預期就顯得十分重要。因為打消或在很大程度減弱這種非理性預期,有助于美國政府對中國經濟形成更加接近現實的判斷,逐漸意識到極限施壓難以達到目的,從而促使其少出和不出離譜和兇險的牌,回到較為理性的處置方式上來。

  三、最重要的是把中國自己的事情做好

  改變預期需要有說服力的引導,也需要提升預期管理的及時性、透明度和針對性。但預期管理并非只是宣傳,還應有現實的基礎作為支撐。只有虛實結合,預期改變才能真正收到實效。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要改變美國政要對中國經濟的非理性預期,關鍵是把中國自己的事情做好。重點在于改革開放和需求擴大兩個方面。

  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和深入推進改革是當前的首要任務。一方面按照對外承諾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開放金融行業和擴大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持續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的領域;尤其是在技術轉讓、知識產權等方面盡快推行與國際慣例接軌的管理體制。另一方面,加大力度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一個時期以來,改革推進難度較大、進展有限領域中的改革。包括財稅改革、金融改革、國企改革、農村改革、服務業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等等。通過卓有成效的改革不僅可以興利除弊,大幅提升經濟活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增強經濟增長的韌勁;還可以向世界表明中國與時俱進、變革創新的決心。

  2019-2020年將是特朗普謀求連任的關鍵階段。美國政府在經濟上討好抑或不得罪選民將成為十分重要的政策導向。這就決定了特朗普既不會大動干戈,做對美國經濟不利的事,也必然會爭取從國際經濟交易中更多獲取有益于美國的利益。如果這一階段中國經濟運行穩健、表現良好,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則美國政要們的悲觀預期就會落空,從而對華貿易政策和其他相關政策的強硬程度就會被削弱,我國在談判桌上就可以少作讓步,以更少的代價換取更多的相關利益。在經濟博弈中,這種現象往往存在:即經濟弱則底氣自然不足,施壓者必然增壓;反之,經濟穩健,底氣十足,外部施壓必然難以奏效。有鑒于此,未來若干年我國經濟保持穩健增長十分關鍵。

  保持我國經濟穩健增長,除了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以外,同樣重要的是有效發掘內需,落實積極財政政策,擴大金融支持。目前我國的城鎮化水平仍不高,常住人口城鎮化率2017年末60%不到,人均基建水平只是發達國家的約三分之一,基礎設施建設仍有不小的空間;當下應加快步伐推出基建項目,拓展平臺類公司的融資渠道。加大銀行信貸支持,推動2019年基建投資增速回升到10-15%區間,補好基建這塊短板。合理減少部分城市在房地產交易方面實施的過度行政限制措施,增加供求關系緊張城市的土地供給,保持房地產對消費的合理拉動作用。進一步加快出口多元化步伐,持續拓展其他發達國家市場和一帶一路沿線的新興經濟體市場;繼續推進減稅降費,構建和完善民營經濟和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體系,更有針對性地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支持民營經濟為就業作出新的貢獻。根據我國的財力和實際需要,2019年應該而且可以將赤字率提升至3%以上,使財政政策真正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貨幣政策在穩健基調上繼續向偏松方向調整,適當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保持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市場各項利率處在較低水平,但絕不再搞大水漫灌。鼓勵銀行適當加快信貸投放,尤其是增加對民營和小微的信貸,2019年信貸增速可以階段性地達到15%。合理調整監管政策,鼓勵和支持非信貸社會融資發展,包括銀行的表外融資和非標業務等,補上金融領域的短板,發揮好非信貸社會融資對民營經濟的支持作用。根據我國現有的增長潛力和政策空間,2019年GDP增速仍可設定6.5%左右的目標,以穩定國內預期,提振信心。

  在改革開放40年后的今天,中國的外部環境陡然變化,外部負面性急劇上升。面對錯綜復雜的局面,國家高層提出“穩”的政策要求,是完全正確的。我們的思維、精力和各類資源包括政策資源都應集中到穩經濟這個點上。穩住了陣腳,自己的軍心也就穩定;施壓者的預期也可能因此改變,我國也就會贏得新的伸展空間。

個人簡介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經濟學博士、金融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交通銀行評級評優辦公室主任、《新金融》期刊主編、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站長、流程銀行建設辦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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