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除違建為什么被擴大化了?

周天勇 原創 | 2019-05-15 11:15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擴大化 拆違 一刀切 

  筆者從今日起,將以《立停“一刀切”拆違,齊心共克時艱》為欄目,發表三篇文章,之一為《拆除違建為什么被擴大化了》,之二為《“一刀切”拆違造成了多大的經濟社會損失?》,之三為《停止“一刀切”拆違和鼓勵城鄉創業就業的對策建議》。今天發表第一篇。

  目前,嚴峻的國際經濟形勢對中國國內經濟也將造成一定的沖擊,企業經營、就業、居民收入、國內消費需求、經濟增長都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經濟需要穩定、社會需要安寧、同舟需要共濟、政民需要齊心、艱難需要共渡。

  毫無疑問,對一些破壞生態環境和浪費占用耕地,在風景區、基本農田、湖河水邊等建設的奢侈豪華超面積別墅、嚴重超標排污工廠和食宿設施,有必要整改,極個別的也有必要拆除。中央的精神,是個事個辦,并沒有要求部門和地方將個別的拆違擴大化。

  然而,2018年下半至今,從城市到鄉村,從街道到田間,建設、城管、土地、農業、環保、林業、水利、消防、安監等多部門合力,以影響生態環境、占用耕地、違章建筑等等為由,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一場拆除違建全國運動,就是到現在還勢頭很猛,有越拆范圍越大越廣之勢。那么,拆違為什么被擴大化了?有著深層次和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機械和形式主義地將中央個別典型案例批示極端化和擴大化。這次運動式的拆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失業增多、企業關停不少、增加了一些上訪等不穩定。中央領導曾指出,穩定是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歷史的教訓證明,把中央正確的某一時期、某一事件和某一小范圍的精神,在領會和執行上曲解化、極端化和擴大化,往往會損害到人民和國家的整體利益。

  其次,什么是違建,概念和標準不清,不考慮歷史背景,將違建范圍擴大化。中國的許多建設項目和設施,是這個部門的規定上合法,那個部門的規定上不合法,還有的部門有這個文件上合法,那個文件上不合法;這個部門批準了,那個部門也沒有制止;有一段時間時合法的,有一段時間又出了個文件不合法了;地方招商需要時,有會議紀要,地方領導和政府響當當地聲稱時合法的,耕地紅線、土地指標、審批遲緩、環保督導等等緊張時,又不合法了。而且,各種法律法規沖突、矛盾、交叉和不透明,朝令夕改。而這次折違,只要與一個文件規定不符,只要有一個關部門沒有審批,只要怕有關督導時通不過,均屬違建,而且“一刀切”凡違必拆。使勢態擴大化。

  再次,拆違成了部門計劃管理思維復歸最好的理由和行動機會。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后,部委局均核定了其職能。一些部門為了強化其權利,需要管理的抓手,保有和擴大管理的范圍,于是都出臺各種標準、量化任務、督導、檢查、隱性評比、否決等等,雖然中央按照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方向推進改革,但是,各部門卻大有計劃管理復歸的趨勢。比如,有的規定餐飲店各個部位各不少于多少面積,比如有的要把各種農業生產和設施標準化,比如有的部門要求街市招牌規格統一等等,比如有的部門規定城里人和投資不能下鄉搞建設等等,數不勝數。于是,不符合這些部門標準和要求的,統統都變成了違規設施,要予以拆除。各部門趁處理個別問題之機,借中央之名,以令諸侯,條條問責,幾乎是聯合發力,造成了這次拆違的擴大化。

  第四,許多城市在城市建設和管理方面,脫離國情、盲目攀比,為了所謂的高端化,往外攆人、攆廠、攆店、攆市,有意進行拆違,使拆違擴大化。首都等城市,是國際交流的窗口,適當地推進其現代化的步伐,有一定的理由。但是,地方上許多城市進行不合當地發展水平區情的攀比學習,只是吸引大學以上的人口,而通過拆普通勞動力人口居住低租金的城中村,拆他們工作的各類市場、制造業工廠、小店小鋪,逼迫他們回鄉,這是除了制造業回落工作崗位減少以外,這兩三年勞民工大量回流農村的重要成因。

  第五,許多地方政府為了便于征地拆遷,借有關部委的拆違要求,將其極端化和擴大化,降低補償成本、取得建設用地、增加土地出讓金收入,獲得房地產開發有關稅收,從土地資源方面和房產領域與農民和拆遷戶博弈中多分配利益。十八大以來,正在推進農村土地體制改革,對農戶承包的耕地和使用宅地等,明確使用財產權,使農民從有恒產到有恒心;從土地資源配置上,縮小補償征地的范圍,征地按照市價收購,農民的農村集體土地與城鎮國有土地一樣,同地同權同價平等進入城鄉統一的市場,政府與農民之間合理分配土地交易帶來的利益。

  一些地方政府趕在改革之前,或者以未來規劃為由,或者用各種其他理由,不準農民再在自己的宅地改造建設;不準城鎮資金下鄉與農民宅地合建農家樂,或者建設雙拼樓等供兩家居住;不準已經外出工作居住多年的以往村民向城市居民出售自己的宅基地,以防政府失去賣地收入。而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盡快實現土地收入,在農村以整治環境、建設新農村為由,強拆各家各戶的宅院,一個300畝左右的村莊,拆除整治后,得到200畝建設用地指標,占補平衡,掛到行政壟斷的寡頭市場上招拍出讓,獲得巨額收入;剩余100畝,可能50畝用來建設幾棟幾十層高的樓,讓村民上樓居住安置。有的地方,甚至村民出的樓房價款比政府補償的宅地價款還要高。政府還能夠從開發商和建筑商那里,獲得各種稅費收入。一些地方居民宅地被征了,農民上樓了,但沒有產業,無處就業;一些農民集中居住后,離耕地很遠,建設臨時農具存放和勞作休息點,也以違法設施加以禁止和拆除。

  有的地方,對一些長期因征用補償與當事農民或者城鎮被拆遷戶達不成協議的地塊和項目,對一些無理由征用拆遷的宅院、居民樓、加工廠、大棚、農貿建材各類市場等,以各種理由將其定性為違建,并開會冒以“拆違是中央精神,必須堅決貫徹,予以拆除,我們也沒辦法”的理由,快速、無條件,甚至根本沒有賠償地加以拆除。這種損害人民群眾利益,強化有關部門權力,地方政府獲得利益,條條塊塊還不擔當,將民眾情緒轉移向中央的做法,其初心是什么,結果會怎么樣,筆者實在是無法加以評論。

  第六,這次處理個別違建別墅和占用耕地事件,通過有關部門強化,再加地方放大,演變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一刀切”的全國性運動,之所以這樣被極端化和擴大化,與有關部門領導市場化改革方向模糊,地方領導群眾利益意識不強,因事制宜區別對待政策水平不高,管理工作和執行公務法制觀念淡漠有著深層的因果關系。

  中央領導指出,政府對微觀事務干預還是過多,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而一些部門的領導有計劃管理的思維定式,造成了拆違的“一刀切”。

  中央領導強調,各級領導干部任何時候都要把人民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心無百姓“莫為官”。但是,有的地方領導親自帶領執法人員竟敢在春節前夕拆除有1200多戶、幾千人居住的樓房社區。

  中央領導提出,領導干部要不斷提高新形勢下群眾工作水平,黨的領導是通過具體的路線、方針、政策來體現的,而我們的干部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具體執行者,干部只有到人民群眾中去,并且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相聯的關系,才能使黨的方針、政策得到更好的貫徹。而一些地方領導和執法機構,曲解中央大政方針,與人民群眾對立起來,進行極端化和擴大化的強拆。

  中央領導多次申明,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任何人都不得違背黨中央的大政方針、搞“獨立王國”、自行其是。但是,這次“一刀切”拆違中,許多建筑設施有政府的招商紀要、協議,有政府有關部門鼓勵的觀光農業和大棚文件,有有關部門的立項和審批,有在工商進行的注冊,有房地產開發的立項審批等,然而,在拆違中,以各種理由定違,無條件、無賠償、無視產權、曲解“講政治”而可以不講法制,強行拆除。而且,一些地方的法院,對這次各地“一刀切”強拆的民事訴訟,不予立案。這使黨和政府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信譽,受到了極大的損害。

個人簡介
周天勇,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經濟學博士,教授,北京科技大學博士生導師。祖籍河南省南陽市鎮平縣,1958年生于青海省民和縣。社會兼職有: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小城市發展促進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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